玻璃皿里的霉菌沉默无声，但它所暗示的东西却在尖叫。十二年来，亚历山大·弗莱明的发现一直蒙尘，被视作实验室里的怪谈。1940年，霍华德·弗洛里站在牛津大学的实验室里，盯着那圈模糊的白色菌环。他不仅仅是好奇，更是绝望。外面的战争正将年轻人绞成肉泥，感染杀死他们的速度比子弹还快。如果这种琥珀色的液体不能在活体内起作用，它就毫无价值。血液不是培养皿。它是一个混乱、充满敌意的战场。

弗洛里清楚赌注有多大。失败意味着继续看着士兵因简单的擦伤而死。成功则意味着改变死亡的规则。他转向同事恩斯特·钱恩，这位难民身份给工作增添了一种无声而尖锐的紧迫感。他们很少谈论恐惧。他们只是工作。他们提纯了极少量的青霉素，仅够几滴之用。然后，他们带来了八只小鼠。这些不只是实验对象；它们是希望与绝望之间的最后一道屏障。

过程简单得残酷。所有八只小鼠都接受了致死剂量的链球菌注射。细菌会繁殖，压垮它们的系统，并在几小时内杀死它们。接着是关键的分野。四只小鼠只注射了生理盐水。另外四只接受了珍贵的青霉素。弗洛里紧绷着下巴观察注射过程。他想的不是诺贝尔奖。他想的是今晚可能会死去的四只老鼠，以及另外四只是否会步其后尘。

夜幕降临牛津。实验室变得寒冷。弗洛里没有回家。他坐在笼子旁，听着爪子的抓挠声和垂死动物微弱的呼吸声。时间被拉长。每一分钟都像一小时那么漫长。他先检查未治疗组。它们的动作慢了下来。呼吸变得参差不齐。到了早晨，房间里弥漫着沉重的寂静。四只对照鼠静止不动，僵硬且冰冷。死亡完成了它的工作。

然后弗洛里看向另一个笼子。他的心脏猛烈撞击着肋骨。他预期看到的是静止。他预期的是失败。相反，他看到了动静。一只小鼠用后腿站立。另一只颤动着胡须。第三只开始梳理皮毛，随意而鲜活。它们不仅仅是在幸存；它们是在茁壮成长。杀死同伴的细菌正被霉菌提取物无形而安静地吞噬。

钱恩走近，双眼圆睁。无需言语。对比是绝对的。一边是死亡。另一边是生命。弗洛里伸手去拿笔记本。他那通常稳定的手微微颤抖。他写下日期：1940年5月25日。他以临床般的精确度记录结果，但他的思绪飞驰向前。这不仅仅是数据。这是证明。霉菌在血肉中起作用了。

他合上笔记本。墨水未干。外面，战争仍在继续。但在这个阴冷的小房间里，某些事情发生了转变。不可能变成了现实。弗洛里看着幸存的小鼠，又看了看死去的那些。他没有微笑。他只是呼出一口气，漫长而缓慢，承载着十二年怀疑的重量。小鼠们已经发声。现在，世界必须倾听。